大鵬灣區歷史建構 第二章 漢文化移入時期之第一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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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
漢人閩粵族群的移墾

  明朝萬曆年間,東港附近海域以其豐富的漁業資源,即已吸收漢人前來從事漁業活動,同時,與當地土著建立友好關係,進行交易。每每寓居於土著間,或在近於漁場沿岸搭棚結夥暫居,漁季結束後方返回大陸。鄭成功成功立足台灣後,一方面實施屯墾,一方面也在海岸地帶立港口,作為移民進出移墾的門戶。相傳東港和茄藤港即為移民登陸口岸以及漢人船舶寄磅之處。
根據黃叔璥〈赤崁筆談〉中所引〈理台末議〉云:

台灣始入版圖,為五方雜處之區,而閩粵之人尤多。先時鄭逆竊踞海上,開墾十無二三。 鄭逆平後,招徠墾田報賦;終將軍施琅之世,嚴禁粵中惠、潮之民,不許渡台。蓋惡惠、潮之地為海盜淵數 ,而積習未忘也。琅歿,漸弛其禁,惠、潮民乃得越渡。

施琅歿於康熙中期,故在此之前溯於台灣納入清朝版圖,大致上台灣漢人多籍隸福建漳、泉二府,康熙中期後,廣東客家人開始大量入台,形成台灣多為閔、粵兩省之人。就如清代文獻所言:

按全台大勢,漳、泉之居民十分之六七,廣民在三四之間。以南北論,則北淡水、南鳳山多廣民,諸、彰二邑多閩戶;以內外論,則近海屬漳、泉之土著,近山多廣東之客莊。

這其中也透露出許多訊息,鳳山地區多客家人,近山地帶也多客家莊。當明鄭入台,開始有計畫大規模開墾台灣時,主要是集中在台南向北到嘉義、向南到高雄一帶,特別在台南一帶,持續了二、三十年開墾的結果,加上人口不斷的湧進,呈現出入口土地失調的現象。在此壓力下,乃轉往諸羅、鳳山新墾之地移墾,以紓解緊繃的態勢。原先於台南東門外墾居的客家人,此時也被迫向淡水溪以東移居。而於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四年(1710-1715)任台廈兵備道的陳璸在〈台廈條例陳利弊四事〉中指出:鳳山縣所屬六百餘里「其間曠土尚多,棄之可惜。漳、泉等地郡民僅一水隔,應廣為招徠,以閒曠之地處之,使之食鑿飲,安居樂業於其中。」二十年後尚且如此,可見二十年前更待開墾的景象。日人伊能嘉矩在《台灣文化志》中也說道:

康熙二十五、六年(1686-1687)時,漢人開始大規模開發屏東平原。廣東嘉應川之鎮平、平遠、興遠、長樂等縣份的客家人紛紛移入台灣,本想在台灣府治附近拓殖,可是大多以被河洛人所佔據,以無空地,才在東門外墾闢菜園,以維生計。後來,他們知悉下淡水溪東岸流域,還有尚未開墾的草地,於是相率移居該地,協力開墾,田園日增,生齒逐漸日繁。廣東籍的族人聽到後,趨之若鶩。後來,墾地日益擴展,北至羅漢門(今之高雄縣內門鄉)南界,南至林仔邊溪口(今之屏東縣林邊鄉),沿下淡水、東港兩溪流域,大小村落星羅棋布。

當時,由台南府治遷到下淡淡水溪以東的客家人,大多由鹿耳門出海,至東港上岸,在溯溪而上開墾屏東平原,這應是便捷的海道之路。《台海使槎錄》中指出:「近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……東港(通淡水)、茄藤港、放索港(冬月沙淤,至夏秋溪漲,船始可行)、……」似乎能說明這種入墾路線的方式。其實,康熙年間,在嘉南平原上出現了不少的客家移民村落,這些移民充當漳、泉田庄佃丁。斯時,已有人指出:「台屬原有官莊產業,其佃丁半屬粵人。」藍鼎元亦云:「廣東饒平、程鄉、大埔、平遠等縣之人赴台傭雇佃田者,謂之客子。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數百人,謂之客莊。」然而,一方面這些客家移民多為單身在台的佃丁,缺乏對土地的所有權。「今佃田之客,躶體而來,譬如飢鷹,報則颺去,積糶數歲,復其邦族。」另一方面早先大陸與台灣之間,渡禁較鬆,往來尚稱方便,故當時來台客籍移民多採行季節性或週期性的移墾方式。「廣東潮惠人民,在台種地傭工,謂之客子,所居莊曰客莊。人不下數十萬,皆無妻孥,時聞強悍。然志在力田謀生,不敢稍萌異志。往年渡禁稍寬,皆于歲終賣穀還粵,置產瞻家,春初又復之台。」

上述的結果,客籍佃丁一旦返鄉,其退佃的田園,逐漸為同一時期相繼而來的漳泉移民取得。迄於康熙末年,清廷一再嚴申渡禁,遂使客籍移民不得不在台定居落戶時,嘉南平原已無足夠土地以供佃墾,而須轉往他處遂其力田謀之志。這也就是《重修鳳山縣志》中所謂:「按義民率粵之鎮平、平遠、嘉應川、大埔等州縣人,渡台後,寓縣下淡水港東、西二里,列屋聚廛,別成村落。」康熙末,朱一貴變亂時,此時已是有十三大庄、六十日小庄的客家庄了。

客家人自東港登陸後,並未在東港附近沿岸定居下來,而是順著東港溪沿岸拓殖。由於始趨勢鳳山八社生存之地,客家人無法單獨應付,只得依附在河洛人旗下,在萬丹附近河川地,建立濫濫莊。固然此時期,東港地區尚多瘴癘,水土惡毒,歷任淡水巡檢皆卒於官,甚至闔家無一生還者,終使巡檢署於康熙五十一年移建赤山之顛,以致客家人不願定居於此。但更有一重要的因素,促使客家人選擇近山的丘陵地墾殖,即所謂的原鄉情懷。根據施添福研究結果顯示,客籍原鄉是一山鄉,明清以來,一直過著純粹的農耕生活,擅長河谷平原、丘陵和山地的農耕技術。一旦梯山航海,冒險渡海來台後,優先選擇適合此一生活經驗之地居住,應該是可以理解的。海以及沿海一帶對客籍移民來說,是個陌生的地方,儘管存在,卻不是生活經驗的一部分。即使上岸後,為了立即解決生活問題而不得不在海口傭力謀生,但這僅是暫時和過度的,一旦有了積蓄,打聽到水草豐美的地方,便會毫不留戀地脫離那空氣中終年瀰漫著鹹澀味道的海口地方。明乎此,客籍移民自東港上岸後,主要溯東港西向內陸以及近山平原發展,形成現今六推分布狀態,而不沿海岸發展,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當客民移墾下淡水溪以東地區前,河洛人已來此定居,並建立了萬丹、新園、東港等聚落。清廷於康熙二十三年(1684)在東港首先設置下淡水巡檢司署,職司稽查地方,兼查東港船隻,顯示出清廷一開始即對移民入口處的重視,不但負有守土之責,同時又可彌補縣治偏北之失。巡檢職位雖不高,然如分守在外,往往是轄區內最高行政長官,和當地居民有密切關係,而有助於市街的形成或發展。康熙五十八(1719),東港溪東西兩岸因「兆民日眾、人居日廣,復設港東、港西二里,」以轄新闢之地。當東港地區附近開發的同時,福建漳、泉移民也分三路向鳳山八社活動之地拓展。北沿下淡水溪而上,開墾下淡水溪及其支流中埔、武洛、隘寮北等三溪流域,即今之屏東市、九如鄉、鹽埔鄉、里港鄉(武洛外)的全部,還有長治、內埔二鄉一部份;中沿東港溪、隘寮溪而上,建立潮州鎮、崁頂鄉全部,以及竹田、萬巒二鄉一部份;南沿海岸線南下,建立現今東港鎮、林邊鄉、南州鄉、枋寮鄉全部,和佳冬、新埤二鄉一部份,至康熙末年而發展出新園、萬丹兩新市街。以下是根據石萬壽〈乾隆以前台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〉一文整理而成的乾隆以前屏東平原的墾殖路線圖:(參見圖1.2.1)

事實上,經過數十年的拓殖,屏東平原「自淡水溪以南,則番、漢雜居,而客人尤夥」但真正落腳於東港的卻很少,似乎只是單純移居的門戶,當地墾殖的移民相當零星。即使東港兩岸「兆民日眾、人居日廣」,但港口附近仍是低溼之地,以致多數漢人居於上述新建立起的新園、萬丹二市街。

直至乾隆年間,「開闢既久,風氣日和,東港、赤山村莊分闐,瘴癘不作。」故淡水巡檢司署已無煩轉遷移。顯而易見,此時期東港地區已無不適人居之虞,屏東其他地方則更能吸引移民的墾殖了。整個鳳山地區生活富庶的狀況,《重修鳳山縣志》中有相當生動地描述:

打鼓巨艦可通,而旂後、萬丹,水利能生三倍;大林蒲漁家錯落,而東港、西溪採捕不下千戶。海坪、魚塭,港商掌而貼納本輕;灶戶、鹽埕,貨利多而微餉從薄。……二層緣溪而下,綠野桑田(鳳山界至二層行溪以下皆平原);兩港分里而遙(淡水分港東、西),農耕士讀。山豬毛為  地,今則營屯村落,碁布星羅(新設淡水營);阿猴林為逋逃藪,今則壤僻山凹,禾青麥秀……粟、米餘資閩、粵、菁、糖直達蘇、杭;絲帛雖藉中邦,瓜果亦登天府。停山樵採其業,依水蜃蛤其家。城郭村莊,莿竹、珊瑚屏障;鄉閭洲麓,覆茅、編竹室廬。……

完全是一幅安樂美好的情境,呈現出「水泉甘美、居民幅輳」的景象。早先清廷對於統治台灣只是採行消極的防守、封禁政策而已,並無積極鼓勵開發之意。凡偷渡者多被視為在內地遊手好閒、家無橫財之輩,是影響社會安定的不良分子,藍鼎元在〈經理台灣疏〉即謂:

台地素無土著,皆內地作奸逋逃之輩,群眾閭處、半閩、半粵。粵民全無妻室,佃耕行傭,謂之「客子」,每村莊聚居千人、百人,謂之「客莊」。客莊居民,結黨尚爭,好訟樂鬥禍毆殺人,匿滅蹤跡,白晝掠人牛,莫敢過問,由來舊矣。

在〈與吳觀察論治台灣事宜書〉中亦曰:

客莊居民,從無眷屬。合各府、各縣數十萬之傾側無賴遊手群萃其中,無室家宗族之係累,欲其不逞也難矣。

儘管政府消極,人民卻頗為積極,利用各種方式,循不同途徑,有時更冒著生命危險偷渡來台墾殖。乾隆五十三年(1788),福康安針對台灣歷來文武省員以及民人的弊端,擬定了十六條的改革章程,其中提到自雍正十年至乾隆二十五年(1732-1760)間,禁止攜眷來台之例,屢開屢禁,迄今未絕。對於無官給執照的私渡者,除立即根究外,更主張查辦各該管官員。並且指出台灣從北到南,包括東港所在的十多處小港,皆可容小船出入,無照客民偷渡來台者,多在各處小港登岸。原設防守汛兵,因塘汛傾圮,營制廢弛,並不各歸汛地,甚至得賂縱容,任聽出入,以致游民私度日多。而早在幾十年前,藍鼎元已謂:「商船水手,多空缺數名,所以私載無照客民而獲利者也。」由於「出口入口,文武卉員,因已為利。」乾隆二十八年(1763)鳳山縣學朱仕玠《小琉球漫誌》詳載私渡之害:

內地窮民,在台營生,囊鮮餘積,旋歸無日。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資,急欲赴台就養,格於例禁,群賄船戶,冒頂水手姓名挂驗;女眷則用小漁船夜載出口,私上大 船,抵台複有漁船乘夜接載,名曰灌水。一經泛口覺察,奸梢照律問遣,固刑當其罪,而杖逐回籍之愚民,室廬拋棄,器物一空矣。更有客頭,串同習水積匪,用濕 漏小船,私載數百人,擠入艙中,將艙蓋封釘,不使上下,乘黑夜出洋,偶值風濤,盡入魚腹。比到岸,恐人知覺,遇有沙汕,輒趕騙離船,名曰放生。沙汕斷頭, 距岸尚遠,行至深處,全身陷入泥淖中,名曰種芋。或潮流適漲,通波漂溺,名曰餌魚。在奸梢惟利是嗜,何有天良;在窮民迫於飢寒,罔顧行險;相率陷阱,言之痛心也。」

這些「灌水」、「放生」 、「餌魚」、「種芋」等私渡的隱語,正反映出墾民欲來台求發展,途中冒險犯難的辛酸。而藍鼎元對此更賦詩抒懷,詩云:

纍纍何為著,西來偷渡人。
銀鐺雜貫索,一隊一酸辛。
嗟汝為飢驅,謂茲原隰畇。
舟子任無咎,拮据買要津。
寧知是偷渡,登岸禍及身。
可恨在舟子,殛死不足云。
汝道經鷺鳥,稽查司馬門。
司馬有印照,一紙為良民。
汝愚乃至斯,我欲淚沾巾。
哀哉此厲禁,犯者仍頻頻。
奸徒畏盤詰,持照竟莫嗔。
茲法果息奸,雖冤亦宜勤。
如其或未必,寧師法外仁。

更是將墾民為求生存不顧生死的精神,藉詩予以生動地描繪出來,當福康安提出改革台灣積弊意見時,曾指出:「台灣五方雜處之區,本無土著,祉因地土膏腴易於謀生食力,民人挈眷居住日聚日多,仰蒙聖澤涵濡,生齒繁盛,雖係海外一隅,而村莊戶口較之內地郡邑,不啻數倍。」話中即透漏出台灣能夠拓展有成,真正的原因就是靠這些移民不居不撓、不畏艱難的移墾精神有以致之。

在《小琉球漫誌》中提到的沙汕,光緒十七年(1891),福建補用台南知府唐贊袞在其《台陽見聞錄》中對東港的情形有記載:「東港在埤頭縣治東南六十里鳳鼻山後,外有沙汕,對面海中有小琉球嶼,船自此來,須由打鼓港外洋避汕而行,繞琉球嶼方能入港。港口門稍闊,水深不過一丈,惟小船可入。」這或許正是移民私渡遇沙汕斷頭,形似種芋的地方,可以想見初期東港私渡時的情形。

清人池志澈於光緒十七年(1891)冬來台,三年之間,其足跡殆歷全台,所見所聞,皆有詳細記錄,撰成《全台遊記》一書,其中對大鵬灣區附近情形,有如下的敘述:

鳳山城小而形勢甚闊,東、南皆沿海,向稱毒瘴惡地,官其邑者皆不敢至;今則民番雜處,商賈雲集,亦台南之屏衛也。……林仔邊,地甚秀腴,綠竹茂美,有三吳風。所見婦女皆水眼小足,瘦韻嫣然。過此皆溪,隔一里則涉一溪,深者渡以竹筏。最後一大溪,焦石  ,水浪洶湧,猝遇暴雨,多嗟滅頂。過溪過東港……東港居民數千,皆草戶,大半捕魚為主。鳳山沿海諸港,多半壅塞,惟東港水深二丈,商船便於出入,故繁盛焉。此地出蔗糖,多賤售我溫,以港口與溫海對峙也。

東港與林邊之間的大鵬灣區附近,本是溪流匯集之處,作者所言不虛。另外,同治年間所篡《台灣府輿圖篡要》中亦提及,東港口水深六、七尺,大潮深七、八尺;每當溪流暴漲,不免舟楫有沖觸之虞。二書皆指出東港溪具洶湧之患。前此《重修鳳山縣志》中描述的鳳山情形,顯示已有內地化趨勢與此對照,同時還有餘資協助中土,表明了本區開拓有成的意義,商、漁成型,已脫離了早先瘴癘低溼的惡劣環境。

根據翁淑芬的研究,康熙年間來到東港地區移民的相當零星,目前有族譜可稽的只有來自泉州安溪的許徵,其後代子孫尚在東港豐漁里一帶分布。乾隆年間,移民大量入墾東港地區,其中以泉州府同安、惠安、南安以及晉江四縣人數最多。在今市街地區、市街東北和濱海區皆也初步拓展,墾民則以蔡、鄭、張三姓為多。乾隆二十五年(1760),禁止移民攜眷之例解除,從此移墾者日眾。群周同安人黃氏一族拓墾樹林頭一帶,聚族而居,形成一聚落,以族籍之名,號曰同安厝,即今東和、中興、興台三里。黃姓族裔,代出賢達,為東港望族。泉州南安洪崇則以今市區中心地帶之朝安里為根據地。泉州同安人蔡曲向土人 現今市區東北之荒埔,後同籍之蘇、洪、張、陳諸姓相繼移入,先後形成「埔仔口」與「新厝仔」兩聚落。蔡氏族裔繁衍昌旺,不但是東港望族,亦是首姓。而同安人蔡經也隨之而到,卜居安海街。另外,泉州人鄭欣、鄭劫以及蔡和等相率移入,經營今東隆里一帶。經過乾隆時期的大規模移民。根據伊能嘉矩《台灣土地慣行一斑》(一),李芳《東港墾拓誌略》,屏東縣政府《屏東縣姓氏源流》而成乾隆時期東港地區的聚落拓墾一覽表,如下:

另外,按《林邊鄉志》記載,林邊鄉亦是以泉州之南安、惠安、晉江三地以及漳州移民為主。根據日本昭和八年(1933)編《東港郡要覽》中所列戶人口數表顯示,東港街有2,650戶,總人口16,573,而福建人就有16,004,佔絕大多數。林邊庄共有4,789戶,總人口13,328,福建 人共4,789,更是幾乎全為閩人所居。雖是日據時代的調查報告,但脫離清統治時期僅三十多年,短短的幾十年間不可能會有多大的改變。事實上,大鵬灣區的墾民來源,早在清朝移民入墾時已大致確定。

東港兼具商港與漁港機能,當地居民許多從事海上貿易和漁業生活,這同樣在血液中以有原鄉情懷的因子在趨策。按施添福的研究,泉州府的瀕海縣分,在明末清初時,遂末之風盛行,普遍過著行賈、販洋、工匠、漁撈、養殖、曬鹽為主業的生活方式。挾此逐末意識的泉州人,當梯山航海,橫渡黑水溝到台灣時,優先選擇海口地區置船販洋、設鋪行賈以及起厝務工,或選擇沿海一代築塭養殖、開埕曬鹽和出海捕魚,以遂其逐末之志,應是可以理解的。而漳州府較泉州府更依賴農業以紓解中葉之後日增的人口壓力,一般人有豐富的務農經驗和技術。月港則有一、二百年的海上貿易活動,但也有相當豐富的海洋生活經驗。一旦挾此二種經驗移墾台灣,優先選擇內陸平原與沿海一帶居住,也是容易理解的,明乎此,大鵬灣沿岸多福建人,特別是泉州人,其次漳州人,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出自《大鵬灣風景特定區之人文資料調查研究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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